课后一位学生找我讲震旦职业学院告密事件，他极厌恶告密行为和视频里那些学生的态度，因为他听外婆说过太婆（外婆母亲）怎么死的：大约六十年代，朋友们来家里做客，有人见到墙上贴满毛主席画像，其中一幅画边角有破洞，画旁边放着太婆织毛衣的针线篮子，于是向当局告密说太婆用针扎诅咒毛主席。
半夜里一伙人冲进家里，拉太婆去审讯，把太婆打成重伤，当时老太太年事已高，很快去世了。外婆一辈子都在和子孙们说这件事，你信任的朋友，竟然会陷害你。她写了不少日记和文章，但都不敢发表。
而他的爷爷是文革时期的小红卫兵，十几岁，跟着同龄人到处打砸抢——连告密的步骤都省略了，想砸谁家就砸谁家。爷爷解释，那时候若不和同龄人一起去打砸，那些青少年就会说他是反革命分子，把暴力的矛头指向他。但爷爷认为自己也有底线，只敢砸东西，不敢打人。
1980年以后，仿佛一切都翻篇了，家里没有人知道诬告太婆的，具体是哪个“朋友”，也没有任何人被追责。只有他的爷爷觉得自己年少无知的时候做了荒唐的事情，想来又后悔又无意义。
这位学生把原因归结为“政治环境和社会气氛的裹挟”，无论他的爷爷，还是那个告密者，或者打死他太婆的人。
但我告诉他，不是这样，人总是有自主性的，连你的爷爷也知道只砸东西、不伤人。而且，并不是“没有追责”。我和他讲了我家长辈的故事：
我的姨奶奶年轻时很漂亮，爱唱歌跳舞。“上山下乡”期间，有位男青年追求她，她拒绝了，那位男青年告发她私藏“反动歌曲”，把她抄写歌词的纸张拿出来作为证据。她遭到广场批斗，她很清楚是谁告发的，她也很清楚那个人的动机完全出于妒忌和个人恶意。
我的奶奶是红卫兵头目，文革开始时，她已不是十几岁的孩子，她是成年人，经历过战争，有官职，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1979年她受到审判，然后入狱。出狱时已垂暮之年，但她从不觉得自己有一丁点错，她变成一个疯狂的老太太，憎恨全世界。
她死后，她的哥哥在晚辈面前这样评价她：“你们的奶奶年轻时就是坏人，我早料到她一旦有机会便会干出很坏的事。”那个时代给了她机会。她不能辩称她是无奈的、被环境裹挟的。
同样在文革时期，我的外公外婆职位比我爷爷奶奶高很多，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则认为我的奶奶属于“小人得志”的典型，出身低卑，好不容易得到点小权，不懂善用，只会拿来欺负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