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习近平个人生死的含蓄批评 @[email protected]

情绪价值的尴尬的地方就好像

如果卖淫合法化，就意味着性可以换成合法收入，这就某种意义上导致很多人会被说是白给操了

情绪价值也是一样，本来我们只是互相关心互相幸福的关系，现在搞得像卖淫一样

批判不复存在

朱迪斯·巴特勒

原文发表于2023年12月13日
地址：https://www.bostonreview.net/articles/there-can-be-no-critique/

翻译：我（有使用Chat GPT纠错）

审查不仅使屠杀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得以继续，它还是国家暴力的真实映照和正当理由。

随着加沙地带种族灭绝的暴力和大学校园里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被压制之后，尽管我和很多人一样，不喜欢10/7之后一些学生团体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论点的方方面面，但现在都不重要了。当我在“伦敦书评”里对哈佛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使用的语言提出批评时，我是以对话的精神写下的这篇评论。我没有预料到ta们的观点会遭到这样的封杀，也没有预料到ta们会遭遇这种程度的骚扰和人肉搜索。尽管如此，我们仍有时间捍卫这些学生——所有的学生——在不必担心遭到报复和伤害的前提下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我们当前面临的学术自由危机与麦卡锡时代以来的所有危机一样严重。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指控已经成为封杀言论的工具，这不仅令所有关心公共场合言论自由的人感到震惊，也令所有关心大学校园里学术自由的人感到震惊。当呼吁停火都被视为反犹时，只有那些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发动毁灭战的人才能免于这项指控。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主义混为一谈只能达到极端审查的目的，因为它压制那些反对以色列持续不断的暴力、反对以色列至今屠杀了近18000名加沙人的人表达道德和政治上的愤怒，以及捍卫自由表达和政治正义的基本原则。如果我们敢把这些杀戮直陈为毁灭主义、带有种族灭绝意图，或种族灭绝本身——正如最近800多位法律学家坚称的，我们就要被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发声反对种族灭绝只能被噤声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只有为不公正辩护的言论才能被捍卫。

当以色列将军们在总统赫尔佐格的支持下声称加沙没有平民时（让人想起了果达尔那句臭名昭著的“不存在一个独特的巴勒斯坦民族”），ta们为在加沙屠杀平民的行为完全免责铺平了道路。如果那里没有平民，那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上的平民死亡，ta们也不会犯战争罪，而所有的杀戮都是合理的。“无平民死亡”中的“无”本身就展现并且认可了毁灭的逻辑。屠杀没有发生，它就不能被反对。对杀戮的虚无化（derealization），和对把这种杀戮认定为种族灭绝、战争罪，或呼吁停战的言论审查结合在一起。学生团体组织以及加入类似的大大小小的集会，抗议这种令人憎恶的逻辑及它所支持的持续屠杀的军事行动，是合情合理的。那些以“反犹主义”为由反对这种抗议的人，贬低、鼓吹，并且工具化了这一指控，而这一指控本应保留给反犹太复国主义（anti-Zionist）话语中出现的明显的反犹主义事例。而这些言论应该被指出并且被反对，因为所有的种族主义都应该被反对。这也包括那些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反犹的天主教爱国主义者们，内塔尼亚胡却对此网开一面。但恰恰在现在，我们要追问：审查、人肉搜索，以及霸凌如何镇压或剥夺了公众对反人类罪的谴责，还为杀戮提供了合法性。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反对屠杀的人却有时矛盾地被指控有种族灭绝的意图，例如我们看到的，在12月7日共和党代表Elise Stefanik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Liz Magill和哈佛大学校长Claudine Gay的公开质询。她将一堆可疑的假设塞进质询的问题里，即某些措辞表达了种族灭绝意图，而不是考虑这些措辞在解放运动中的位置。Intifada，在阿拉伯语里一般被翻译为“起义”（uprising），意为“被动摇”或“动摇自己”。这个词语被理解为一场面对殖民暴力时拒绝屈服的社会运动，一场努力甩掉殖民统治枷锁的运动。它同样是对巴勒斯坦团结的号召。它必定暗示了种族屠杀的暴力吗？没有。现在，一些人也许会开始想象这些被殖民的人，一旦从ta们的枷锁中解放，将会对ta们的殖民者持有报复性的种族屠杀意图。但是想象并不是预告。它（intifada）被理解为面对殖民暴力时，一场拒绝屈服的运动，一场努力摆脱殖民统治束缚的运动。同时，它也在呼吁巴勒斯坦人团结。它（intifada）不可避免地在暗示种族灭绝暴力吗？没有。现在，很多人会想象这些被殖民的人，一旦从枷锁中解放，ta们会带着复仇和种族灭绝的意图反过来对付殖民者。但是，想象并不是预告。事实上，如果能彻底解殖，这些想象将不会发生。然而，如果起义（intifada）的怒火直接针对的是殖民统治，那么去殖民化更可能产生另一种情绪：解放的快乐、自由的感觉，从这75年来不断收紧的强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只需要去问一下巴勒斯坦人是否愿意被非犹太人杀死，就能明白ta们反对的是国家暴力。

当被问到哈佛大学是否会谴责号召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时，Gay适时地犹豫了，因为这个问题假设了所有号召“起义”（intifada）或者反复喊“从河流到海洋”（from river to the sea）的人都在表达种族屠杀意愿或发出具体点威胁，即要摧毁以色列犹太人的生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犹太人的生活。审问本应停在这里，因为它揭露了这是一种短暂的假设。然而，在提问的那一刻，这种假设被加强了：“起义”和“从河流到海洋”被不加反思地和号召对犹太人种族屠杀等同起来，而对争取自由的呼吁则被理解为反犹暴力的威胁。当缺乏反思可疑的假设的能力时，陷阱已经设置好了。导致的可怕后果是，任何针对以色列杀人机器的批评和反对言论都会被立刻理解为对暴力的召唤——甚至是暴力威胁本身。审问者用这个问题的形式提出了一堆错误的前提和似是而非的混淆，任何校长在回答这样的问题前都会犹豫。Magill辞职的余波里，校长Gay要做一个道德抉择：是反对这种将以色列暴力和种族灭绝意图混为一谈的审问形式，支持抗议和异议的权利，还是成为审查和否认的工具。她发表的道歉声明不是一个好预兆。无论她最终的决定是什么，都将为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设置一个重要的先例。

在大学里，我们对问题的前提提出疑问。如果我们在课堂和公共生活里失去了批判的能力，我们就失去了（作为教师的）使命，还辜负了自己和我们的学生。审查是凶猛的，后果随之而来 ，因为我们确实会被取消，会失去教职，或者被媒体诽谤。由于缺乏信念，很多人只是出于恐惧，简单地服从要求，以一种公式化的方式表达对哈马斯的谴责。批判性思维消失了，而表达道德谴责的要求变成了一种道德恐怖。

Gay的立场一开始就因为允许人肉学生，且剥夺了ta们集会和言论自由这类基本权利时被削弱了。当然，她过去就一直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批评，也将因为没有迅速且野蛮地取缔哈佛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再次被指责。对学生们的信息的压制掀起了我们现在所见的校园审查浪潮，这种审查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形式进行。这样的审查不仅允许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运动继续，还成为了这一运动的镜像和辩护理由。以色列政府正在扼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也对支持巴勒斯坦人抗争的声明（被认为比哈马斯规模更大，历史也更久）进行审查。而针对平民的战争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能取得胜利：（1）国际社会确信，所有平民不是人肉盾牌（human shields）就是恐怖分子，以及（2）对这类假设以及其他令人震惊的混淆视听的公开批评能被压制，两者缺一不可。换句话说，如此大规模肆无忌惮地杀戮需要一场审查运动，封杀那些正当地指出以及反对杀戮的言论，叙述杀戮的历史，以及揭示国家自身在结构上的暴力。

不只是哈佛的学生意识到ta们的发言在公众的接收中被歪曲了，ta们的生活也被困在媒体的攻击、人肉，和骚扰里。所有试图反对混淆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学生的言论，或者实际上所有努力指出以色列的杀戮是种族灭绝的学生都成为了众矢之的。学生们被骚扰，工作机会被取消，ta们的职业前景被中断或摧毁，ta们承受这些令人震惊的指责的能力导致了一系列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只有ta们自己在将来的某一天才能真正表达出来。

如果这一刻没有充满恐惧和仇恨，我们也许可以停下来问一些重要的问题：哈马斯是恐怖主义运动，还是武装反抗运动？当学生们为巴勒斯坦辩护时，ta们是在要求去殖民化、结束以色列的国家暴力，还是在为以色列人的死亡欢呼？我们应该问问ta们吗？我们应该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吗？还是像我们现在所做的，迅速得出结论，认为巴勒斯坦的解放会导致以色列人的死亡，但事实上，巴勒斯坦的解放也许会为巴以人共存开辟新的可能性，无论是以一国还是两国方案，或者其他形式的治理方式？我自己政治上的同盟仍然是“抵制、撤销、制裁”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 movement），它们的非暴力手段和目标也和我的价值观一致。也许更重要的是去问问那些认为哈马斯是一场武装抵抗运动的人，ta们如何把武装反抗置于武装斗争的历史里，以及，如果有的话，在什么条件下哈马斯才会放下武器。显而易见的答案之一是以色列的国家暴力必须结束。如果以色列的国家暴力是导致武装反抗的可能性条件，那么停止这种暴力无疑会会催生出另一个政治格局。

我在伦敦书评的文章里和哈佛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产生了争执，因为ta们声称在哈马斯针对以色列人的致命袭击里“种族隔离的政权是唯一能责怪的”。我认为“以这种方式划分责任是错误的，没有什么能让哈马斯免于承担他们犯下的残暴杀戮的责任”。我不认为将哈马斯犯下的罪称为以色列的暴力是合理的，因为哈马斯有自己的计划，发动武装斗争的决定正是他们的责任。甚至可以说，认为哈马斯的暴力是以色列的暴力反作用到以色列人身上的观点，削弱了那些选择武装斗争的巴勒斯坦人的能动性。ta们不是以色列暴力反向作用的容器，而是以自己的名义、自己的理由在行动，这只是我自己的观点。尽管如此，学生们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如果不是殖民统治者对被围困和被驱逐出自己土地的人持续施加难以忍受的国家暴力，那么就不会有武装斗争的必要。

但是，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思考无法被传达，更不要说讨论了。加沙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在被摧毁，每个巴勒斯坦人都会反对这种摧毁。如果ta们反对，而我们也反对这种摧毁，这并不使我们成为哈马斯的支持者，这只意味着我们反对种族灭绝。

接下来让我道歉并且澄清一下：学生们有权反对媒体对“这场冲突”的叙述（framed）方式，有权反对“10月7日”和哈马斯的行动成为公共辩论的虚假起点，抹掉了在此之前75年的占领、拘禁、驱逐和土地偷窃。我们不需要支持学生们所有的观点，才能无条件谴责ta们在美国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伤害。学生们有权发声，有权反对不公正，并且有权在公共领域里让ta们的声音被听见，并得到公平的辩论。从各个方面来说，对ta们声音的审查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审查要求学生们在巴勒斯坦人的生命遭到令人震惊的攻击时保持沉默，并且拒绝将以色列现在发起的屠杀（slaughter）行动视为长期以来否认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己的家园、土地，和没有暴力的政治自决未来的基本权利的运动的一部分。

审查永远都是弱者的工具。是的，它操纵着权力，但同时也表明，那些使用审查的人已无控制局面。审查被那些试图遏制或消灭ta们不想听到的观点的人利用。这种行为认为观点具有巨大的力量，也许因为ta们知道，反对不公正能吸引那些仍有勇气看到、指出，以及反对正在发生的恐怖事件的支持者。审查也许会让旁观审查制度运作的人逐渐感到畏惧，因为审查制度是针对巴勒斯坦军事行动的文化手段。但是，总有人拒绝被审查者控制或噤声，这些人的敏感性被审查唤醒，反对扼杀言论和辩论。让我们加入那些相信哈佛的学生有权自由发言、有权反对不公正、有权让公众关注导致这一可怕时刻的长期的暴力历史的人群中。

大学应该是我们自由学习这类观点的地方，是学生能自由表达反对意见，并且鼓励就ta们观点的优劣进行辩论的地方。有很多对话需要进行，包括我们这些致力于非暴力的人，如何在维护言论自由和对谎言进行批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问题。审查制度属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灾祸。随着对民主的攻击日益猖獗，大学管理者有责任捍卫表达自由的权利，尤其是当氛围紧张、语言充满危机，而指控和威胁取代了反思和辩论的时候。禁止反对不公正就是遭受更多的不公正。也许我们能有一场关于正义的辩论？这样，大学或许有机会因为开放探究而重塑其声誉。我们能倾听学生的心声吗？也许在那时，大学能有机会变成真正学习的地方，并给全体教师上一节关于谦逊的新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