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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晓波，想起他有一句话，在中文网络上常被自命觉悟的人拿来挖苦“洼地”人：“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
之前对他这句话我常常感到很尴尬，我能明白说出这句话时他可能是在怎样的语境下，又有怎样的情绪，甚至同样作为长春人，我都能切身体会到这种“被殖民过”的后裔们可能的微妙心理，但同时我也认为这句话非常不负责也不切实际，甚至充满了暴力和傲慢，仍然是一种可怕的精神专制，而非民主的诉求。
但完整一些了解他的人生和他自己在后来的写作，尤其是他这本反省自我的作品，就会意识到那句早年的狂言，他后来也是完全不认同的。甚至可以说，刘晓波之所以成为一位值得尊重的知识分子，也是因为他以足够的诚意剖析了当年那个自命不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自己。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认同刘晓波，就根本不会再滥用他早年的那句惊世之语。
很遗憾，刘晓波用了六四后的余生来努力做实事、说实话，诚实地思考，结果很多人热衷的却依然是他轻狂年代的表演。中国的信息高墙还是拦住了太多优质信息传播的机会，有能力翻到墙外来的人（无论是肉身还是线上），也并不一定就因为可以翻过去，就把脑子里的那个高墙也拆除——专制的创伤触发的激烈反抗情绪，也一样可能蒙蔽我们的眼睛，让人们倒向怨天尤人的虚假”醒悟”。

劳动法是法律，所以是社会契约，是契约就得有至少两方签约，劳动者和资本方/权力方/统治集团，而没有工会，劳动者一盘散沙，就不构成签订契约的主体，于是劳动法这个契约就只有一个主体来签订，只有一个主体给所有人订立规则、订立秩序，这叫作什么？这叫家长制。最大的道理都是最简明的，中国劳动者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家长制，工长给工人穿小鞋逼他们辞职，跟家长给子女找麻烦逼他们嫁人，都是同一套招数，老板不给员工涨工资，跟家长不给孩子零花钱，用的都是同一套借口，总之，同一套权力结构，同一套权力技术。我想这也是中国劳动者与十九世纪西欧劳动者所面临问题的最大不同之处吧，十九世纪西欧的政府也反动，资本家剥削也血腥，但他们有一整套自由言说和结社传统，所以无论怎样镇压，也不会让工会的发展空间消失到中国当前这种程度，这让劳动者可以在工会的组织下长期作为订立社会契约的一大独立主体。当代中国人看十九世纪英国、法国镇压工运，最大的感触反而是，这些掌权者为什么不把工人运动赶尽杀绝，为什么总要纵容工运卷土重来？有一些更底层的社会共识，政府也无法打破。

几十个家属被关在信访办里面，十几个记者等在外面，依然没有人来说明情况。大概两小时后几个家属突然从里面走出来，情绪特别激动，大骂政府。我不知道这两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让这些一上午都在互相鼓励、克制而礼貌的人这样暴怒。很快，家属又被带了回去，不让他们跟记者继续讲话。从这些怒骂和哭声中大概了解的情况是，他们被带到信访办之后左等右等，等来一个领导同意和家属代表讲话。家属选出的代表去和领导讲完后，愤怒地回到房间告诉其他人，领导让大家冷静不要闹事，各种敷衍，言语间不经意说出“没多大的事”。愤怒的家属实在忍不住，冲了出来。

家属被带回后不久，有个记者大哥电话响了。编辑打来的，让回办公室，不能采访家属了。大哥接完电话苦笑，其他人心照不宣，明白自己脖子上的绳套也要被拉紧了。不得不走的人问还没接到电话的人，我拍的照片我做的采访有人想要吗？我发不出去啦。

从那天开始他们失去了亲人，自己也变成了危险的维稳对象，一夜之间从线的这边到了那边。我不知道后来他们经历了什么，只记得最后对这件事的报道焦点都是一个潜水员变成了“全中国最帅的男人”。2/2

2015年6月1日晚上9点多，东方之星号客轮在湖北监利翻沉，船上共456人，其中旅客405人，大部分是参加上海协和旅行社夕阳红旅行团的老年人。在遥远的地方很多人一夜之间没了父母。后来的媒体报道对当晚的救援有详细记录，船只，蛙人，军区，政府，但是，在这热火朝天的十几个小时中没有任何一方联系了家属。

6月2日早上，一些上海的家属在上班途中看到新闻知道船沉了，但并不知道应该去哪儿获得信息，他们陆续来到协和旅行社，发现旅行社办公室大门紧闭，门内电话响不停，门上贴着一张纸，说社领导去外省事故现场协助处理去了。到十点钟又来了不少媒体，和家属一起等在不夜城大厦29楼旅行社门外。一边等一边采访，家属情绪都很克制，唯一的诉求是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以及是否会组织家属前往湖北。等待的过程非常煎熬，有人的父母都在船上，头天晚上还通过话但现在已联系不上。唯一的消息来源是新华社，也没有太多内容。几个小时的等待，各方联络，只来了物业和警察。

下午一点左右来了一个自称是闸北区政府的人，被大家围在中间。他没带来任何消息，只说已经准备好了大巴来带家属去政府，到时候会有专人出来通报信息。家属问要去哪级政府哪个部门？来人说是闸北区政府，具体的不再说。家属要求现场的记者跟着一起去，来人不让。双方僵持一阵，最后家属同意跟他走。政府的人这时把记者拦在后面，只让家属靠近电梯。电梯来回几次才能把人送完，很多记者选择走楼梯。等我跑下29楼人已经走光了，但早上已经和一些家属交换了联系方式，他们告诉我大巴前进的路线，我打了车跟着最后到了闸北区政府外的信访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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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这点小小的反抗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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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航这事，很多男宝跳出来说：完全不知道“性骚扰”的界限在哪里啊，好害怕，这样都不敢谈恋爱了。

真给我整笑了，几把痒的时候没见你怕啊。而且害怕有什么问题吗，你害怕就对了呀。过去几千年，女人们就是这样恐惧地面对“性”的，恐惧一切“性”带来的结果：道德羞辱和生育。怎么男人担点被控诉性骚扰的风险，就开始怕得不敢谈恋爱不敢几把痒了，不就是经受了女人百分之一的恐惧吗？

再者说了，一个成年男性，活了几十年，最基本的情感判断能力都没有吗？对面的女人是对你有意思、时常主动找你、聊一些暧昧话题，还是礼貌性地回复你消息、朋友式地和你聊聊天。这两者的区别，很难分出来吗？这不是最基本的男德吗？学一点好吧，就像女人们从小就学着做女人一样，男人也可以学会克制的，真的。

实在学不会也没关系，我身边也有对情感很迟钝的朋友。但人家自己知道自己迟钝，不会自作聪明地认为对面喜欢自己，不会聊了几句就急不可耐地从哲学文学快速转车到性生活，然后猛烈发送几把照。不会谈恋爱你就被动一点、慢一点。中国社会，女性站出来指控性骚扰，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如果是一根真正无辜的几把，不值得她们这样大费周章。

真的太喜欢了……想发也不知道发给谁看，所以发到这里给自己和路过的人看

放一下3/12伊朗人组织的妇女节纪念游行前置的演讲环节的稿子。各个国族都参与这个活动，但从来都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今年开始，有了。向世界发出中国女性的声音，讲述中国女性的故事。

今天我站在这里，只想代表我个人，一个普通的来自中国的女性，一个因为侥幸逃脱了三次，才能站在这里的女性。
一直以来，中国人都不太在gender问题上发声，并不代表中国不存在严重的性别暴力。今天，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站出来抛头露面、发出我的声音。能克服庞大的恐惧感与无力感，是因为我所见、所闻、所成长的地方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让我无法保持沉默。虽然我没有公开演讲的经验，我的表现可能比较稚嫩，但，我想把我的声音传达给大家。
我三次侥幸逃脱的经历，是我之所以能站在这里尝试发声的基础，也是我试图练习发声的原因。所以，我想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关于生命。
我老家的山村里，包办婚姻仍然十分普遍。包办婚姻甚至不是什么问题，问题的重点在与这种包办婚姻的“流程”。两个即将结婚的年轻人可能互相之间并没有见过面，仅仅通过父母的互相商议而决定了婚事。一旦见面就要准备生孩子，当女方怀孕，会偷偷去检测胎儿的性别——因为检测胎儿性别是违法的——如果是女胎就要堕胎，再重新怀孕，直到怀上男胎，才能领证登记结婚。这就是这个地区对男性后代的偏好。他们做这种事，只为生一个儿子。我有一个被堕掉的未出生的姐姐，而我的运气比我姐姐好：我妈妈身体不太好，医生不建议连续堕胎。
第二个故事关于婚姻。
我父母一直反对我出国上学，反对我来日本。我为了能来日本上学而结婚了。这件事听起来很难理解对不对？结了婚反而能出国留学的理由是，一旦结了婚，我这件“物品”的所有权就从我的父母移交到了我的丈夫手里。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结婚对象，当然会比我父母更容易商量和说服。即便我已经成年，我父母仍然理直气壮地把我当作一个物品，可以任意处置。我能逃离的原因纯粹只是因为我运气够好，找到了人品比较好的结婚对象，能赶在我爸妈的安排之前抢先结婚。
第三个故事关于反抗。
我是一个出身于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但是，与日本的各位不一样，我在本周才第一次参加过游行，和其他女权主义者站在一起。在中国，由于政府高压的态度，游行集会约等于一种违法行为。即便如此，当下中国的许多反抗运动很多是由女权主义者参与的，她们很多人也因此身陷囹圄，女权主义也是中国政府的眼中钉，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她们。如果我还在中国，我肯定会参加至少一场活动，被抓的人就很可能会是我。日本相对比较和平，所以我才不会因为参加反抗运动而被抓，但我能住在日本，也是因为我运气够好。

因为我运气好，所以我侥幸逃脱了三次。我现在能站在这里，大家能看到我在说话，是因为我躲过了因为是女生而被堕胎的可能，躲过了被家里人安排的婚姻，躲过了因为发出声音而被政府拘捕的必然结局。
在中国，有更多的女性，没能躲过，不会站在这里。我是她们，她们是运气不够好的我。
运气够好的我，决意要成为她们的代辩者。代她们发出声音。传达中国女性的故事。
谢谢你们的倾听。

关于吃饭的血糖峰。我从小午饭半小时后有强烈困倦感，就叫它“饭困”吧。还有一种现象是明明吃饱了，一个半小时后又有饥饿感。还有忽然对食物/甜食克制不住的欲望，尤其夜晚，或者莫名其妙出现低血糖症状。这些都和食物造成的血糖峰（peak）有关，而饭后一个半小时的饥饿感则是血糖峰努力降下来造成的血糖谷（dip）。血糖峰会造成身体里降糖相关的一系列内分泌活动，和糖耐量降低以及糖尿病风险有关，还会引起身体的炎症反应。血糖峰的个体差异很大，这时候“饭困”和其它征兆是很好的提示。健康饮食的一个目标就是平缓进食后的血糖峰。

首先是吃的顺序，最好先吃一些高纤维食物打底（比如色拉坚果），再吃脂肪和蛋白质，最后才吃主要含淀粉糖类的食物，或者至少混着大量纤维吃。这是给糖一个外包装，减慢它的消化和吸收。饭前食醋被研究证明有平复血糖峰作用，来一碟有醋的开胃小菜比如凉拌黄瓜凉拌菜是完美选择。

吃的食物，主要就是把精加工碳水部分换成“升糖指数”低的全谷物粗粮豆类坚果。

饭后半小时尽量处于活动状态，做家务，散步，肌肉运动可以平复血糖峰。不要因为累而躺下或静坐，饭后百步走还是有科学道理的。

#过日子 #花样营养

我这两天特别爱凑热闹 hhhh 也跟风聊一下我对《三体》的看法。我其实很喜欢科幻小说，但是从来没读过《三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只在17年看过b站上一个up主制作的介绍视频，花一个多小时还是两个多小时梳理了整个三部曲的情节。这是我对《三体》的唯一了解了 hhhh

我觉得《三体》最突出的特色是它对“胜利”的崇拜。如果“赢”不了，一切都白费；反之只要能“赢”，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对“胜利”的追求的背后，是用“战争”的视角审视一切。斗争是人与人、社会与社会间的一切关系的根本。只要我们还处在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中，救亡图存就永远是压倒一切的最高目标，为了胜利我们就可以牺牲一切：“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所有”：失去兽性你就要输了。

我们对战争危机的需求如此之高，以至于和平只是“备战”。别的国家要为和平时期设计他们的政治制度，我们则不为此费心：衡量政治制度的尺度就是看打起仗来它能不能带来胜利。“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集中力量打大仗”。对克劳塞维来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对我们来说永远是反过来：政治是战争的延续。我们的心智永远停留在20世纪40年代，我们年复一年回到那个时代的战争和党的胜利领导——走出战争的阴影将使整个社会无所适从。

就像前两天春晚，主持人们将中国比作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我满以为他们要说“远航”，但他们偏偏要说“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