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标准可以提供线索，但不能确定族性，更不用说某些史料已证明他们属于另一个族群。实际上，对汉语文献进行反复核查实属必要。还有其他更可靠的标准能证实姓主确是粟特人，至少从源头上说是这样。名字的使用也一样：一个音译为汉语的粟特名可以用粟特语解释，至少说明该家族上一代仍把自己看作粟特人。另一个是婚姻标准：当一个康姓人与史姓或安姓人结婚，那双方可能都是粟特聚落成员。第三是地名标准：如果某家族有这些姓氏，并声称祖辈来自5世纪前后的西方，此外还有胡名，又在墓中找到和西方伊朗语族有关的一些物品或图像，那我们接触到的很可能就是一位粟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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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大商人很可能在古信札的时代之后，组织并控制了粟特人的贸易集团；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足够的材料对他们和商业文书提到的贸易者之间的 关系做出准确评价。有一条材料能够证明索格底亚那大商人的存在，这和大部分商业文书描述的小商人完全不同。公元706年（回历88年），沛肯被阿拉伯军队征服的时候，一名俘虏打算用5000匹中国生丝为自己赎身。这名囚犯曾组织商人进行反抗，还为将来突厥人可能的援手而与他们联络。他无疑是商业自治城邦中专门负责中国贸易的主要商人之一。
除了这条材料之外，外部资料中还没有哪一条可以把粟特大商人如此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也观察过活动范 围较广的流动商贩，他们有时也经手大宗贸易，但绝大多数都是穿梭于城镇之间的小商人。有关粟特商人社会等级的重要部分，无疑已逸出了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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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价值快速流失，流通被限制在本国内部，本土货币制度始终有效并长期存在。他们在货币上标明面值，却与真正的价值不等。一份资料清楚地表明，了不起的粟特商人们敏锐地意识到使用无价值通货的必要性，这样做是生怕商人打包携带出国：
钱币就该是（这样），别人才无法将它从我们这里或城市带走，我们也才能用（这些）钱在彼此间继续开展贸易。
粟特钱币只是弱小城邦发行的记账所用的代用币，目的只是在索格底亚那地区展开交易；萨珊银币与之不同，它代表王朝权威的工具，其价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比较准确。小批量铸造的粟特钱币在大规模贸易中的作用很小，在中国也鲜为人知。
公元6-7世纪，粟特人在大规模贸易活动中所用货币，是萨珊波斯的德拉克玛。中国发现最重要的萨珊钱币窖藏也因此得以展现：乌拉阿尔忒窖藏有947枚萨珊和阿拉伯-萨珊钱币，其中567枚是库思老二世（KhusrōII）（591-628）时期的钱币，281枚是库思老二世（KhusrōII）型阿拉伯-萨珊钱币，此外还有13根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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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敦煌到碎叶的各个乡镇，到处都遍布着士兵和汉族官吏。丝绸以薪俸和各种开销形式，大量涌入塔里木盆地。敦煌一位高级军官的例子（P.334 8号背2B中）显示，公元745年的头6个月，军队欠他120担谷粮，总计超过8公吨，但都换成钱币或用丝绸支付。如果用钱币支付的话，军队会将160公斤铜运进敦煌，而那只够支付一位军官……该现象对粟特商人来说有两个结果，一是正面的：丝绸的运输成本会减半，这是因为粟特人只须负责后半程的运输任务，即从塔里木盆地到索格底亚那，而前半程的运输会得到中国政府资助。二是负面的：自从政府控制从首都到塔里木盆地的丝绸运输，定居于最古老的 居民点之一的——甘肃聚落的粟特商队就知道，由于失去了最重要的商品，对他们来说，最艰难的时候到了。融入中国政界的粟特家族，凭借甘肃萨宝的出身改变了曾经从事的职业，这难道是偶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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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彼法尼文书的精确性让人非常感兴趣：实际上埃彼法尼并未使用“Sogdianous”，而是用“Sougdaious tous ano”。就像康斯坦丁·祖克曼告诉我的，埃彼法尼把文献中读到、却没在旅途中听到的“Sogdianous ”一分为二“Sougdaios/tous ano”（“上”）。我们还注意到，在用这种方式校正文本时，埃彼法尼使用的是中世纪早期粟特人的真名，发音作“Sogdē”，希腊化音自然读作“Sogdai”。换句 话说，埃彼法尼根据中古发音纠正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流传的古代名称“Sogdia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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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海北岸长期存在着一个粟特人聚落。对粟特商业史而言，这条信息异常重要。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并不出人意料：其他同样遥远的地方，也有粟特人的存在。黑海及相邻拜占庭丰富的市场，有足够的条件吸引粟特商人，米南德 文书也表明了这一点。在索格达亚遗址发现的君士坦丁堡仓库封印以及拜占庭商人们的印章，证明这座城镇的建造时间不会晚于7世纪末，而且也展现该城镇所具有的商业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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