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因为我先生的工作，我们全家迁往西班牙巴塞罗那。离开北京前，我把所有以前采访穿过的西装都送了人。对我来说，这是个解甲归田的动作，我要去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工作，只是生活。我们住到了人流密集的兰布拉大道边上，它代表我想要的游客式的生活：与人互不相交，各行其是。
一个月后恐怖袭击发生，打破了这种幻觉。就在兰布拉大道上，22岁的袭击者驾驶货车，以Z字形冲了800米，撞击一百多人。他不可能看不到女人和孩子，听不到尖叫和人落在挡风玻璃上的声音，但他停下车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车底盘下的人太多，无法再往前开。
兰布拉是我先生回家的必经之地，恐怖袭击发生时我有十五分钟联系不上他，紧张感攥紧我头皮可以把我拎起来，脚底的汗却把我粘在地板上。
当晚巴塞罗那从没那么寂静过。我女儿睡得很不安，小手指轻轻抽动。我握着它，一边看新闻。凌晨时我从床上弹坐起来，手机短讯说：新的袭击发生。五人拿着刀斧砍向路人。我推醒我先生，他脸上像痛苦也像悲惨的笑，那是荒诞的表情。他说“不可能吧。”
这一天还没过完，至少十四人死了，130多人受伤。
第二天我们走上兰布拉时，让我震惊的不是看见了什么，而是什么都没看见。这条欧洲最繁华的步行街上空空荡荡，连鸽子都消失了。遇难者存在过的唯一痕迹是地上画着的绿圈，其中之一代表三岁的男孩哈维，和我女儿一个年纪。我先生半蹲在地上看那个绿圈，如果当天稍早几分钟，他也会在这条街上，戴着耳机，扛着沉重的箱子，那辆车如果从身后来，他会什么都听不到，也无法闪躲。
五天后我带父母去法国旅行，我们打算去的每个景点在过去一年里都发生了袭击，这个世界到了在镂空的埃菲尔铁塔周围建起防弹墙的地步。回到西班牙，我们想搬去海边小镇Salou生活，但去了才知道我们住的宾馆是本拉登的特使与911劫机犯会面的地方。我进入那个512房间，阳台上两把椅子正对着暗黑的天井，他们会面的目的是确定袭击目标，七周后飞机撞向了双子塔。
恐怖主义在欧洲扎根之深，之广，之早，远超我想象。
最让我震惊的是袭击者的脸。如果在大街上遇到，我会认为他们是学生。他们攀岩，在沙滩吃烤鱼, 穿着法国足球队队服。没有一个人有恐怖主义前科，没人在海外受训，他们长大成人的地方没有种族冲突纪录，几乎没有失业人口。这些移民第二代比父辈更有语言、技能、有工作、受良好教育、更融入西方，恐怖主义为什么恰恰动员这一代？
没有答案。结果是一个社会被严重撕裂，我听到了阴谋论，看到了极右的崛起。全球范围内多数恐怖袭击遇难者是穆斯林，他们成了双重受害者。这是恐怖主义的真正目的：破坏社会结构，让邻人相互恐惧。
我想跟身边人谈谈我的困惑，因为我只知道恐怖分子不是什么，但他们是什么？但人们总说“谈恐怖分子他们就赢了，继续生活是最好的报复，把话语留给受害者。”

但受害者的家人无法继续生活。六个月里哈维父亲敲了每扇门去问儿子为什么而死，听到的只是沉默。他瘦了很多，胡须白了,看上去筋疲力尽，“什么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找真相？只能我去做吗？一个死去的三岁男孩的父亲？我受过什么训练呢？”
他话里无助的愤慨刺痛了我。袭击者死了，支配他们的东西还活着，每个人都可能是它的受害者。我想知道的真相我应该自己去找，因为我是那个受过训练的人。
两个月之后，我开始这个片子的调查。
采访在五个国家进行，此前我几乎从未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同时还要处理大量西班牙语，法语，荷兰语，阿拉伯语的材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件事，如何完成，在哪里播出，这意味着它只能依靠个人资金，极小的团队和局促的制作条件。在漫长的五年中，这件事不只是我的工作，也成了我的生活。很多夜晚，在离家万里的大陆上，从稿子中抬头，看到明月广照大地，我找到我的归属。

今天这个六集纪录片和一本书完成了。片子将在8月17日播出。如果能我会发在这里，如果不能，请移步Youtube账号@chaijing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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